自从死了丈夫之后聚美策略，范纯祐的孙女就得了狂病，整日疯疯癫癫，家人只能将她锁在房内。
窗外正对着一棵大桃树，花开得正盛。
一天晚上，她弄断窗棂，爬上桃树。
第二天一早，家人看见她赤身裸体地坐在桃树的细梢上，而一树的桃花已经被她吃光了。
家人连忙用梯子把她接下来。
奇怪的是，她的狂病从此就好了。
宋朝人庄绰在《鸡肋编》中记下了这个离奇的故事，结尾还说，此女后来再嫁，成为一名姓任的奉议郎的妻子，生活美满。
而我们今天文章的主角——桃树的神奇旅程，才刚刚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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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在先秦时期，中国人就已经流行吃桃——注意，是吃桃子，不是吃桃花。《诗经·国风》有云：“园有桃，其实之肴。”
春秋时期，卫灵公的宠臣、美男子弥子瑕曾因吃桃而出名。有一次，因母亲突发疾病，心急如焚的弥子瑕顾不上礼制，直接驾乘国君专用的车马赶回家探视。在讲究尊卑有序的春秋时期，这件事很快就被上纲上线，遭人弹劾。按照卫国律法，弥子瑕当受刖刑（砍掉双脚）。但卫灵公不以为意，开恩赦免，令弥子瑕感念不已。后来，君臣二人同游于果园，弥子瑕摘得一桃，尝到一半，觉得味道鲜甜，便将吃剩的另一半献上，卫灵公不但不嫌弃，还不忘称赞弥子瑕：“爱我哉，忘其口味以啖寡人。”
弥子瑕和卫灵公分桃而食的故事，掺杂着一种暧昧不清的亲密关系。此事常跟西汉哀帝与美男董贤的“断袖”之事并提，合称“分桃断袖”，暗指古代男子的同性恋行为。
相较于弥子瑕的僭越与不伦，孔子则始终是周礼的卫道士。
鲁哀公曾宴请孔子，命人端来一盘桃子和黍子。宴会上，孔子“先饭黍而后啖桃”，这一举动引得众人窃笑不已。鲁哀公以为孔子不知其故，便提醒道：“这些黍子用来擦拭桃子，并不是用来吃的。”然而，孔子却很严肃地回答：“我知道有这么一回事，但黍子是五谷之长，能用来祭祀先王，而桃子是六果之末，连宗庙都进不去，二者的地位高低悬殊。用地位高的黍子去擦拭地位低的桃子，显然有违道义，我不能这样做。”
孔子于宴席的细微之处，仍恪守着尊卑有别的秩序之说。但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，六果之末的桃子早已开始逆袭，甚至与黍一道被贡入诸侯国的宗庙。
秦国发生过一起“盗食御桃案”。据《周书》记载，秦惠文王时期，秦吏赵凯私底下与一个叫做吴旦（且）生的平民有一些过节。赵凯挟私报复，诬告对方偷吃了秦国宗庙里的御桃。面对无端的栽赃加害，吴旦生连连喊冤：“民不敢食也。”由于事关重大，秦惠文王亲自审讯，命人“剖其腹，出其桃”。结果，不仅没在腹中找到桃子，还白白伤害了吴旦生的一条性命。
桃子引出的麻烦不止于此。这是一种时令水果，只有在收获期才能吃到。其他时间里，嘴馋的人只能克制口腹之欲。不过，古人很快想出了解决之法。
东汉人刘熙在《释名》中提及一种名为“桃滥”的“水果罐头”。将采集到的桃子洗干净，用水浸泡并密封（水渍而藏之），待发酵一段时间后，取出食用，“其味滥滥然酢也”。甜味之中，散发一股近似醋的酸味。
到了北魏时期，古人在“桃滥”的基础上，制作出“桃酢”。《齐民要术》记载，在桃子的成熟季节，捡取自然熟透掉落的桃子，洗净装入坛中密封七天。取出之后，过滤掉果皮与桃核等物，再装坛密封，“三七日酢成，香美可食”。实际上，桃酢是早期的水果醋。
南宋人林洪对美食情有独钟，还将各种美食的做法一一记录在册，写成了《山家清供》。在书中，林洪记录了蟠桃饭的做法：先用淘米水将桃子煮熟，再用凉水清洗，剔除桃核，当米饭煮至即将沸腾时，导入搅拌混合，一同煮熟。蟠桃饭的做法虽简单，却不失为一道风味别样的美食。
明朝末年，中国当时的实际人口已经超过1亿人，在生产力水平有限的情况下，人们不得不寻求其他食物充饥以求生存。作为明末时期的农学家，徐光启也尝试着为天下大众寻求新的生机。在《农政全书》中，他提到了“桃树救饥”：
“采叶炸熟，水浸作成黄色，换水淘净，油盐调食。桃实热软时摘取食之，其结硬未熟时，亦可煮食，或切作片，晒干为糁，收藏备用。”
古人食桃，无论是出于解馋，亦或是充饥，都是中国饮食史中不可磨灭的一道道印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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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样不可磨灭的是聚美策略，自上古以来，桃就被赋予了特殊的灵力。
《典术》中说：“桃者，五木之精也，故压伏邪气者也。桃之精，生在鬼门，制百鬼，故今作桃人梗著门，以压邪，此仙木也。”据《山海经》记载，度朔山中有一棵大桃树，“其枝间东北曰鬼门，万鬼所出入也”；树上住着两个神仙，分别叫“神荼”和“郁垒”，负责统辖天下的鬼怪。因此，人们常将桃与鬼怪联系到一起，相信桃能厌胜，驱邪避凶。
新朝时期，王莽曾试图用桃汤镇压汉高祖刘邦的鬼魂。
王莽，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儿。西汉末年，汉室衰微，王莽依仗外戚身份和权术运作，逐渐走到政坛中心。汉平帝死后，作为托孤重臣的王莽野心显露，私下派人大搞谶纬禅让之说，博取民间的舆论支持。初始元年（8年），王莽篡汉自立，建立新朝。然而，坐拥天下后，王莽却因得位不正，时常感到心虚，以致心神不宁。
据《汉书》记载，地皇二年（21年），王莽梦到长乐宫的五个铜人突然站立，随即命人将铜人身上“皇帝初兼天下”的铭文全部铲除。后来，精神恍惚的王莽又有预感，汉高祖刘邦会显灵对其清算，因而惶恐不已。为镇住刘邦的魂灵，王莽派兵到汉高庙一顿打砸破坏，并用桃木煮出的汤水泼洒在四周墙壁上……做完这些，王莽紧绷的心弦才稍稍放松下来。
但历史证明，桃汤并不能保佑新朝平安。两年之后（23年），绿林军攻入长安，新朝灭亡，王莽身首异处，头颅一度被当作“反面教材”收藏，下场令人唏嘘不已。
桃，被赋予厌胜功能，也被当成时代的感应之物。魏晋时期，天下失序，桃花一反常态，时不时在秋冬季节绽放。
孙权在位期间，东吴的军事投入高，导致“政繁赋重，人凋于役”。太元元年（251年），年逾七旬的孙权在南郊的一次祭祀中突患风疾。自知时日无多后，他召来大将军诸葛恪，委以托孤重任，并留下遗诏：“省徭役，减征赋，除民所患苦。”孙权死后，诸葛恪辅助少主孙亮“息校官，原逋责，除关梁，崇宽厚”，尽可能与民休养生息，东吴社会经济逐渐好转。
不久之后，这一转变在桃树上得到了感应。建兴元年（252年）九月，东吴境内的一些桃树在深秋时节竞相开花，国家的利民政策得到了正面回应，
东晋永和九年（353年），是个令人熟悉的年份。这一年，王羲之与谢安、孙绰等军政高官在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兰亭修禊，写下了千古名篇《兰亭集序》。而在庙堂之上，因晋穆帝司马聃年幼，崇德太后褚蒜子便命会稽王司马昱（即日后的简文帝）参与辅政。司马昱素有“晋之周公”的美誉，在其治理下，东晋政治环境变得宽松，百姓相对安居乐业。
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寒冬，东晋的桃树出现了反季节开花现象。后来，史家将这一反常现象记入正史，称其为“舒缓之应也”。
不仅如此，桃树还被认为拥有印证与预测事实的能力。最常见者，莫过于“木生异实”。按照术士的说法，这一现象意味着“国主殃”，即皇帝有难，政权不稳。
据《新唐书》记载，显庆四年（659年）八月，大唐境内的一棵毛桃树居然结出了李子。巧合的是，就在一个月之前，唐朝刚刚了结了著名的“长孙无忌谋反案”。
长孙无忌是唐高宗李治的舅舅。唐高宗继位后，欲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。在站队时，长孙无忌收了礼物，却不表态支持，令武则天怀恨在心。武氏母仪天下后，便伺机报复。显庆四年，武氏的外朝打手、礼部尚书许敬宗诬告长孙无忌伙同太子洗马韦季方、监察御史李巢等人意图谋反。唐高宗闻言，大惊失色：“岂有此邪！舅为小人所间，小生疑阻则有之，何至于反！”随即，许敬宗添油加醋地描述起了长孙无忌的企图和举动。
此前，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一事，已经令唐高宗心有余悸。加之许敬宗不断煽风点火，身患“造反恐惧症”的唐高宗不加调查，直接将舅舅贬往了黔州。同年七月，长孙无忌被迫自杀，所谓的“谋反案”告一段落。
到了宋代，类似现象发生在绍兴二十一年（1151年）。史载，这一年，“建德县定林寺桑生李实，栗生桃实”。
众所周知，当时秦桧把持朝政，极力粉饰太平，地方上也跟风附和，“郡国多上草木之妖以为瑞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排除深怀忧患意识的士大夫以“木生异实”的生物现象来警示当朝皇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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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传，曾试图培植天界的仙桃。《博物志》等书记载，元封元年（前110年）七月初七，西王母应约降临汉宫，汉武帝在九华殿为其接风。作为客人，西王母并未空手而来。入座之后，她命侍女呈上一盘仙桃，邀请汉武帝一同品尝。
席间，汉武帝偷偷收集吃剩的桃核。这一幕，正好被西王母看到。王母很是诧异，于是问道：“皇帝要拿这些桃核做什么呢？”汉武帝有些尴尬，只好解释称：“这些仙桃味道甘美，我想把它种在人间。”西王母闻言，便提醒道：“这桃子三千年才结一次果，人间的土地贫瘠，即便种了也不会生根发芽，更不要说开花结果了。”
汉武帝听罢，只能打消种植仙桃的念头。
南北朝时期，桃树的栽培技术已趋成熟。北魏人贾思勰在《齐民要术》中系统地介绍了用桃核种植的方法：
在收获季节，将桃子整个埋入粪地之中。发芽后，植株带土，一并挖出，移植到新的地块中去。桃株长大后，需用刀在枝干树皮上划出几道竖向的伤口，防止桃树因树皮紧绷而死去。桃树的生命周期有限，当果实变小时，就意味着植株已经衰老，需要紧贴地面将老树全部伐除，只保留根系。待其蘖生新株，便可以继续使之繁衍生长，开花结果。
唐朝人对桃核培植法进行了技术优化。《郭橐驼种树书》是这一时期的集大成者，为人们种植和管理桃树提供了许多技术指导：
关于育苗——“桃李银杏栽，带子向上者个个生聚美策略，向下者少”；防果实自坠——“以刀横斫其干数下乃止，社日令人椿桃树下则结实牢”；防虫蛀病害——“煮猪头汁冷浇之即不蛀”……
唐代的果树嫁接技术也日趋成熟。根据农业需求，唐朝人会进行不同的的嫁接搭配。相传，“桃树接李枝则红而甘，柿树接桃枝则为金桃，李树接桃枝则为桃李，梅树接桃则脆，桃树接杏则大”。通过嫁接技术，唐朝人培育出了许多新桃子。
关于种桃，北宋人石延年走出了一条野路子。
宋仁宗年间，石延年与范讽交好。范讽在政治斗争中落败，石延年仗义执言，遭受连累，被贬为海州（今江苏连云港）通判。在海州任职期间，石延年看到当地“山岭高峻，人路不通，了无花卉点缀映照”，便有了改造荒山的念头。可是，想法虽好，实施难度却很大。
有一次，石延年在吃桃子时，望着吃剩的桃核，一下子想到了小孩子玩的弹弓。他灵光一现，命人四处收集桃核，播撒于荒山上。对于那些崎岖难行的地段，则“使人以泥裹核桃为弹，抛掷于山岭之上”。于是，桃核于山野间陆续生根发芽。不到两年时间，当地“花发满山，烂如锦绣”。
后来，苏轼与友人到海州石室（即石棚山）游玩，感叹于石延年当年的绿化事业为后世留下桃林美景，诗兴大发，写下了《和蔡景繁海州石室》：
芙蓉仙人旧游处，苍藤翠壁初无路。
戏将桃核裹黄泥，石间散掷如风雨。
坐令空山出锦绣，倚天照海花无数。
明清时期，人们继续总结与创新前人的经验。明人王象晋在《群芳谱》中记载了时人沿用北魏时期“伐除老树，蘖生新株”的做法，并加以改良：
“于初结实，次年斫去，其树复生，又斫又生，但觉生虱，即斫令复长，则其根入地深而盘结固，百年犹结实如初。”
经过一千多年的经验积累与技术革新，人们充分掌握了种桃的方法，应用于农业生产之中，植其所求，采其所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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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林造景，是桃树的另一种“归宿”。
汉武帝登基后，起初锐意勃发，想通过新政干一番事业。奈何，其推崇儒学的施政理念与祖母窦太后崇尚的黄老学说相冲突。建元二年（前139年），新政的火苗刚刚点燃，便被窦太后掐灭，汉武帝也几乎被架空。百无聊赖的他，时常微服出游射猎，消磨时光。
上林苑原是秦朝的一处旧苑，因其猎物丰富，且离都城长安较近，为武帝所喜爱。建元三年（前138年），汉武帝通过土地置换的方式，将鄠、杜两县部分土地划入皇家园林，扩大上林苑范围。史载，其“周袤三百里，离宫七十所”，规模甚为庞大。
为了丰富上林苑的动植物资源，汉武帝命人四处收罗。地方官员与远方藩国使者见状，纷纷投其所好，“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”。作为爱桃人士，汉武帝专门为桃树保留了一席之地，从各地移栽到上林苑的桃树品种有序增加，竟达十种之多（秦桃、榹桃、缃核桃、金城桃、绮叶桃、紫文桃、霜桃、胡桃、樱桃、含桃）。
汉代的桃园之风，同样吹进了晋朝的官囿。华林苑始建于曹魏，位于洛阳城东北角。魏晋鼎革后，华林苑落入司马氏之手。《晋宫阁名》记载，华林苑“桃七百三十八株，白桃三株，侯桃三株”。
当然，桃林之美，不应是皇室独享。东晋末年，陶渊明以桃花为主题，勾勒出一处梦幻般的人间圣境：
“晋太元中，武陵人捕鱼为业。缘溪行，忘路之远近。忽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。渔人甚异之，复前行，欲穷其林。林尽水源，便得一山，山有小口，仿佛若有光……”
在陶渊明笔下，神秘的桃花源披上了一件“乌托邦”的外衣。但翻看内里，却是东晋末年一段不堪回首的社会动荡史。
《桃花源记》一文系陶渊明于东晋义熙十四年（418年）所写。在此之前，“晋自元康（晋惠帝司马衷的第三个年号）之后，政乱朝昏，祸难荐兴，艰虞孔炽，遂使奸凶放命，戎狄交侵，函夏沸腾，苍生涂炭，干戈日用，战争方兴”。战争、动乱在两晋时期从未消停，百姓常年在死亡线上挣扎。
在此期间，东晋庙堂又接连发生多起宫廷政变。
晋废帝司马奕在位期间，大司马桓温拥兵自重，欲借北伐立威，走“加九锡，再禅位”的路子夺权。怎料，第三次北伐受挫，先后被前燕和前秦军队大败于襄邑、谯郡，声望大减。太和六年（371年），桓温铤而走险，直接带兵进京逼宫，以皇帝“夙有痿疾”为由，逼迫崇德太后另立新君。
太元二十一年（396年），孝武帝司马曜因为一句“汝以年当废，吾已属诸姝少矣”的玩笑话，激怒了宠妃张贵人，随后在酒醉状态下被这名妒妇用被子活活捂死。东晋的权力，又一次以非正常的方式更迭……
民间的动荡，庙堂的不稳，让曾经追求仕宦之路的陶渊明逐渐心灰意冷。年过半百的他不再对现实抱多少希望，在厌世和避世的心态下，追求那一处只存在于幻想中、遥不可及的世外桃源。
桃花源虽是虚构之地，但在此后千百年间掀起了“桃源热”。有的人向往桃花源的宁静生活，有的人则沉浸于“落英缤纷”的美景之中。
明朝末年，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写成《长物志》一书。书中，他极力推崇用桃树造林造景：“桃为仙木，能制百鬼，种之成林，如入武陵桃源，亦自有致。”与此同时，他认为，碧桃和人面桃这两个品种较之普通桃花更漂亮，应在水池边上种植，且多多益善。最后，文震亨还不忘提醒道，若是将桃树与柳树间隔种植，会显得俗不可耐。
清康熙年间，皇家园林圆明园动工兴建，扩建工程也在康雍乾三世持续进行。在此期间，清朝统治者要求园林设计师模拟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，以“武陵春色”为主题，汇集大批能工巧匠，在圆明园内打造出一个“桃花源”：
“循溪流而北，复谷环抱。山桃万株，参错林麓间。落英缤纷，浮出水面，或朝曦夕阳，光炫绮树，酣雪烘霞，莫可名状。”
乾隆九年（1744年），乾隆皇帝游历了圆明园的“武陵春色”后，赋诗一首加以赞扬：
复岫回环一水通，春深片片贴波红。
钞锣溪不离繁囿，只在轻烟淡霭中。
可是好景不长。在乾隆驾崩约六十年后，他的曾孙咸丰皇帝既没能守住国门，也没能护住自己的私家园林。
第二次鸦片战争中，英法联军长驱直入，咸丰皇帝弃北京城不顾，仓皇逃往承德避暑山庄避祸。1860年10月，圆明园升起了阵阵浓烟。曾经令权贵们赏心悦目的“武陵春色”，不可避免地化为虚幻。
当战争的硝烟散去，帝国的主人或许才会明白：桃花源的真正可贵之处，在于它是一片宁静祥和、没有纷争的人间净土。
参考文献：
[汉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中华书局，1982年
[汉]班固：《汉书》，中华书局，1962年
[北魏]贾思勰：《齐民要术》，上海书店，1989年
[唐]房玄龄：《晋书》，中华书局，1996年
[宋]林洪：《山家清供》，古吴轩出版社，2023年
[宋]欧阳修：《新唐书》，中华书局，1975年
[宋]司马光：《资治通鉴》，中华书局，2009年
[元]脱脱等：《宋史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
王焰安：《桃文化研究》，中国档案出版社，2003年
金宝忱：《浅析中国桃文化》，《民俗研究》，1994年第2期
苏燕：《中国文人的桃源情结》，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2007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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