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9年1月10日华霖资本，奉天帅府。“今晚，就在老虎厅，把事情办了。”张学良的声音不大，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决绝。
夜色下的帅府，空气仿佛都凝固了。一场即将改变东北格局的风暴，正在悄然酝酿。被“办”的对象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奉系集团中权势熏天、威望足以与老帅张作霖比肩的杨宇霆。这位少帅为何要对父亲留下的肱股之臣，痛下杀手？
这事儿，得从半年前说起。
1928年6月，皇姑屯一声巨响，不仅炸死了“东北王”张作霖，也把年仅27岁的张学良推到了历史的前台。父亲骤然离世，留下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烂摊子。外部，日本人虎视眈眈，不断施压；内部，南京的国民政府正高举“统一”大旗，挥师北上。整个东北军人心惶惶，派系林立，元老们个个都是桀骜不驯的主。
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杨宇霆和常荫槐等人力挺张学良接掌大权，稳住了局势。按理说，这是拥立之功。可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。在杨宇霆看来，张学良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“小六子”，接班可以，但军政大事，必须由他这个“顾命大臣”来拍板。
有意思的是华霖资本，杨宇霆常常以“周公辅成王”自居。他要求所有上报给张学良的文件，必须先经他审阅副署，否则一律无效。张学良这位名义上的东北最高统帅，实际上倒像个需要“辅导”的学徒。这种权力被架空的感觉，对于任何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，都是一种莫大的羞辱。
不得不说，杨宇霆确实有骄傲的资本。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，是奉系中少有的喝过洋墨水、具备现代军事思想的战略家。张作霖之所以能从一个地方保安团头领，发展成问鼎中原的强大军阀，杨宇霆在幕后的运筹帷幄功不可没。
他一手缔造了东北的军工体系，建立了东三省兵工厂，让奉军的武器装备领先全国；另一手又规划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，修建铁路以摆脱日本“南满铁路”的掣肘。甚至，他还顶着压力搞出了自己的海军。可以说，东北能有当时全国最强的工业基础和最富庶的经济，杨宇霆居功至伟。他既是军事家，又是理财高手。
正是这份无人能及的功劳与才干，滋生了他的傲慢。他治军严谨，为人却心胸狭窄，对政敌从不手软。在张作霖面前，他尚能恪守臣节；可面对他一手扶上位的张学劳，那份“老子天下第一”的派头就再也收不住了。
矛盾的彻底爆发，源于“东北易帜”。
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，张学良深知，仅凭东北一隅之力难以抗衡。为了国家大义和东北的未来华霖资本，他力排众议，决定服从南京国民政府，改旗易帜。这在杨宇霆看来，无异于自断前程，是把张家父子辛苦打下的江山拱手让人。
1928年12月29日，在易帜仪式的合影现场，杨宇霆公然拒绝，还当众出言讥讽，让张学良下不来台。此后，他更是变本加厉，联合常荫槐成立“东北铁路督办公署”，试图将东北的经济命脉彻底抓在自己手里，这无疑是触碰了张学良的底线。
一个想励精图治、真正掌权的少主，一个想继续大权独揽、视少主为傀儡的元老。这不仅仅是新旧两派的权力更迭，更是两种行事风格的致命碰撞。日本人此时还递上了一本《日本外传》，用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故事旁敲侧击，暗示张学良早做决断。所有的因素叠加在一起，张学良忍不了了。
于是，便有了开头的那一幕。杨宇霆和常荫槐接到“晚宴”邀请，毫无防备地走进了帅府老虎厅。他们或许以为这又是一次寻常的权力博弈，却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冰冷的枪口。枪声过后，东北再无“杨督军”。
然而，事情的诡异之处，在事后才慢慢浮现。
原来，杨宇霆本人极为迷信，府里常年养着术士，遇事总要卜卦问天。据说，在去老虎厅赴宴前，他就为自己算了一卦，卦象显示“杂乱无章，扬长而去”。他当时可能没太在意，以为只是寻常波折。可后来人们把这件事和皇姑屯事件联系起来，竟成了一句谶语：“炸（皇姑屯）无张（作霖），杨常（荫槐）而去”。
这些传闻飘到张学良耳朵里，起初他只当是无稽之谈。作为一个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人，他从不信什么鬼神之说。可仅仅两年后，现实就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。
1931年，“九一八事变”爆发。日军悍然入侵，数十万东北军在“不抵抗”政策下节节败退，不到半年，富饶的东三省沦丧敌手。此时的张学良才幡然醒悟，那个曾经让他如芒在背的杨宇霆，虽然专横跋扈，却也是对抗日本最坚决、最有谋略的干将。自己亲手除掉了这位“东北长城”，无异于自断臂膀。
若杨宇霆还在，以他的铁腕和对日本人的了解，或许“九一八”的结局会截然不同。这种巨大的悔恨与历史的沉重包袱，彻底改变了张学良。从那一刻起，他开始相信命运，相信因果。他晚年所说的“杀他后我不得不信”，信的并非鬼神，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与人生的无常。
一个年轻气盛的决定，换来了半个多世纪的幽禁与悔恨。或许在夏威夷的漫长岁月里，张学良无数次复盘，如果老虎厅的枪声没有响起，东北的命运，乃至他自己的人生，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光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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